（精华版）刘少波等｜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
2023年第2期
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
作者简介
刘少波（1960—），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广州华商学院广东华商金融科技研究院教授；卢曼倩（2000—），女，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张友泽（1994—），男，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广州华商学院广东华商金融科技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通信作者。
摘要
风险选择是企业投资决策的重要内容，然而承担风险并不必然有助于实现预期回报。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基于A股上市公司2007—2020年数据，借鉴夏普比率的理论构建风险绩效指标，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及其价值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不但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同时也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异质性检验的结果显示，行业竞争程度较高、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以及国有和处于成熟期的企业更有可能通过数字化转型提升风险承担的价值。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高内部控制质量、改善投资效率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研究结论为理解数字化转型进程中企业风险决策与发展路径的演变提供依据与启示，同时也为制定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数字化转型；风险承担；风险绩效；代理成本；资源约束
引用格式
刘少波,卢曼倩,张友泽.数字化转型提升了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吗?[J].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25(2):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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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风险承担水平反映企业在投资决策过程中的风险偏好与风险选择，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表明企业放弃高风险但预期净现值为正的投资项目的概率越低。风险选择对于企业价值的提高与宏观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微观层面，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与生产效率、创新积极性、企业价值和市场竞争力息息相关。在宏观层面，企业整体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加快经济的资本积累速度、提高社会生产率并促进社会整体技术进步，是经济长期增长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
关于企业风险承担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进展，而随着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企业管理风险的工具箱不断丰富，现有理论的解释力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现实中逐渐减弱。企业数字化转型与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目前还鲜有学者关注。承担风险与实现回报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适当地提升风险承担水平有助于企业提升绩效，但是过度的或不恰当的风险承担所伴随的不确定性也会增加企业的财务风险、加剧业绩波动，使企业陷入决策失灵与盲目扩张的境地，损害企业长期价值与发展。因此，更重要的问题是数字化转型引致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变化是否有助于提高企业凭借风险活动成功实现超额回报的概率，即数字化转型能否提升企业承担风险的价值？二、创新之处
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及其价值的影响。主要的边际贡献如下：一是从企业风险承担的角度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微观效应，剖析和检验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作用机制，而现阶段关于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投资决策过程的研究尚有待完善。二是借鉴夏普比率的构建理论，创新性地构造风险绩效指标以衡量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并进一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价值的直接影响与传导机制，丰富数字化转型赋能公司治理的研究。三是基于企业异质性视角探讨什么类型的企业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可以实现更有价值的回报，通过不同样本组之间的对比，分析企业通过数字化转型实现经济效益所面临的障碍，揭开数字化转型与企业价值实现之间关系的“黑箱”。另外，深入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决策过程的影响本质是剖析数字技术如何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因此本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三、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上市企业2007—2020年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风险承担以及风险绩效产生的影响与传导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分组检验了行业竞争、市场化程度、产权性质以及生命周期对上述实证结果的影响情况，研究得到以下结论：第一，企业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显著地提高风险承担水平，同时还能提升风险绩效，即让企业的风险承担变得更有价值。
第二，基于不同外部环境和企业自身特征的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对于所处行业竞争程度大的企业、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企业、国有企业以及处于成熟期的企业而言，数字化转型对风险承担以及风险绩效的促进效果更加显著。
第三，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提高风险承担水平，通过提升内部控制质量、减少非效率投资进一步提高承担风险带来的绩效。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为促进企业充分运用数字技术赋能公司治理，提升企业风险承担的价值以进一步促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本文提出以下三点政策建议：
第一，加大与数字经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政策支持力度。企业数字化转型切实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风险绩效，这对于提升企业价值与长期竞争力、促进整个社会的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均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政府应当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动能，从而推动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进程，抓住数字化机遇，发挥出巨大的潜能并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第二，构建精准化和差异化的全方位政策支持体系。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阵痛与摩擦存在差异，例如，竞争性较弱的行业由于缺乏转型动能而难以发挥数字技术的价值，民营企业以及处于衰退期和成长期的企业由于资源禀赋的约束，会遭受更大的数字化转型阵痛。因此，政府在制定数字化转型扶持政策时，应针对不同性质的企业精准施策，提供差异化的指导意见，帮助其克服现有的资源约束，更好地度过转型阵痛期。此外，除了扶持补贴外，政府还应加强数字技术人才培养，提供更良好的营商环境、更完善的法律保障、更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等全方位打造与数字化转型相适配的治理体系与外部环境。
第三，企业应以更积极的态度和更坚定的决心开展数字化变革，同时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实行差异化的数字化转型路线。首先要厘清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痛点难点，掌握“阵痛期”规律并对症下药，包括持续时间、黑箱机制，如何以更低的成本与代价跨过这一阵痛期，以及跨过阵痛期后，数字技术如何更好地赋能价值增长等。然后基于对痛点和难点的清楚把握，有针对性地制定转型策略与路线，通过优化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方式以及资源配置等方式，使得企业内部机制与数字化转型需求相匹配，从而实现数字技术与现有要素资源的融合，最大限度地发挥数字化的作用。
（全文刊发在《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3年第2期第61—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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